在大连和营口,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处理到什么时候去。
这大豆处理之后,我们才能制作成饲料、防冻甘油、肥皂、炸药等加工品。或是拿出去卖钱换取军火,或是自用,否则的话就只能炒黄豆吃了。给他们赚点小钱没什么,起码我们赚的更多。”
走在一边的梁廷栋却觉得吴川的解释并不是他的真意,一伙人共同犯了罪,结果有人受罚,有人却反而得到了奖励,今后双方岂能再混在一起做事。这两日游街示众的绅商们,恐怕恨这些过去的友人,要比恨革命委员会更甚了。
接下来他只要稍稍加以引导,本地的绅商们恐怕再也回不到过去团结一致对外了。这确实比革命卫队提出的严厉镇压反动分子的方案要有效,毕竟现在革命委员会还不能搞乱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,也没有这么多可靠的人手去填补被镇压的绅商空出的地方权力位置。
不过梁廷栋对于另外一件事还是有些不甚理解,在三人回到了吴川住处的办公房后,他终于忍不住向吴川说道:“主席,现在这个时候重新规划长春城是不是太过着急了些?按照你的说法,日本人现在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等国内援军抵达再开战,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所有资源都用到战争上去吗?为什么现在要浪费精力去重新规划长春城呢?”
吴川走到自己办公桌后坐了下来,把身子埋在沙发椅中后,放松身心的说道:“你说的不错,战争时期我们应该把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,而不是搞什么城市建设。
但是你不要忘记了,我们现在还处于革命时期,除了作战之外还要发动群众支持革命。革命是需要激情的,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,群众只会想着我们今天要做什么,而不会去考虑明天。
可一旦革命的热情褪去,群众就会开始考虑明天该怎么生活下去。为了明天的生活,他们并不愿意在今天投入一切去赌革命的成功,那么群众就会远离我们。失去了群众的支持,革命也就陷入了低潮。
当我们把那些亲日派的反动分子抓起了游街示众的时候,长春的革命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。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无所事事,群众就会以为革命已经完成,从而慢慢从革命大潮中脱离,去过自己的小日子。
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为长春的群众制定下一个目标,在他们从批斗反动分子的任务中脱离出来,就能立刻投入到建设家园的任务中去。
在我看来,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。我们决不可在中途停下脚步。否则不是群众压过我们的身体主动向前,就是如同大潮退去,将我们抛弃在沙滩上。
再说了,也只有这样的大型城市建设规划,才能让我们的干部学会如何组织群众,如何去解决处理麻烦,并将整个社会的资源掌握在手里,防止那些敌对者和我们争夺社会资源。
我们想要建立的新中国,是一个和封建王朝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。在这个新中国中,每一个国民都要为祖国的建设竭尽全力,不管他支持或反对我们。
我们要学会领导群众建设我们的祖国,但更要学会如何领导我们的反对者去建设我们的祖国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中说过: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;国家是表示: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,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。
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、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,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,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,把冲突保持在“秩序”的范围以内;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,就是国家。
既然我们共和党打算要管理一个国家,那么就应当明了,在我们准备统治这个国家的过程中,我们不会缺乏反对派。我们不可能用屠刀或行政命令去消灭他们,那么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前,我们应当学会一些管理国家的手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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