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和好,此事本也无可厚非。
“只是俺达之后,塞北风云多变,与我多为敌而非友,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,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,与虏贸易。
“自来边关贫瘠,物产不奉,商旅之人逐利而行,也属人之常情。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,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,但却利存关内,也算造福一方之民,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。
“然则,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、欲壑难填,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,而且还胆大包天,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,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。
“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、粮粟、布匹等紧要物资,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,亦卖力输入。
“此八家如此作为,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,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!通虏资敌,莫此为甚!”
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,原本白皙的脸上,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,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。
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,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,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。
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,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,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,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“胡作非为”有多少议论,一概保持沉默。
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,对大理寺、翰林院、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,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。
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,还不是恶政么?
在他们看来,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,可以去抢晋商,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,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!
也因此,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,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,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,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,劫掠民财,伤天害理,祸乱地方。
不过,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,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,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。
比如督察院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标,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等人。
李标也好,乔允升也好,这些人都是当年东林党的同路人,算得上是朝中清流文官们比较认可的高官了。
而刘宗周更是当年东林党人之中较早被贬斥的人物。
这些人在崇祯皇帝即为之后很快被推荐起用,也让当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得了很多的好评。
若是搁在平常时候,他们是一定会出面劝谏皇帝不要这么做的。
但是这两三年来,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,早已看清了如今的朝局,也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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