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的数量非常的少。

　　除了那两枚金印之外，只有少量用作点缀的金器。

　　比如覆面上镶嵌的一些金叶子，在组玉佩中的金钩玉龙佩、金带钩、金珠，用上了金子作为材料。

　　这些金子只是点缀，是用来衬托玉佩的精美，而非是单独作为一件金器的。

　　这也可以佐证，赵胡确实和西汉同期的其他诸侯王不同。

　　内陆的那些汉室诸侯王们，最喜爱的东西就是金子了,下葬时几乎会将自己一生所得的各种金子，打造成器物,甚至直接做成金饼陪葬。

　　但是在赵胡墓中，根本见不到任何金饼、马蹄金之类的财富象征。

　　他的财富象征，就是这些数之不清的玉器！

　　银器就更别提了。

　　压根没发现。

　　至少陈翰他们在内棺中，是一件银器都没看到。

　　西耳室内的随葬品中，也没有用银打造的器物。

　　头箱、足箱露出的部分，也没见银器。

　　可能会有，但是绝对不多，最多也就三五件吧。

　　青铜器和铁器倒是有不少。

　　不过都是武器。

　　在外椁中，大部分随葬品就是用青铜和铁制作的武器，从戈、戟到剑、箭镞应有尽有。

　　不过这些东西就不在陈翰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了。

　　光是将内棺的玉片，以及那些玉璧、玺印等物清理完成，就花费了他们一整天的时间。

　　第二天，考古队交接班，孔建文带着林雅和广州考古所的三位研究员，接手了主墓室的清理工作，开始对外椁和头、足箱展开清理。

　　那些外椁中塞满的武器，暂且不谈。

　　这些武器都是常见的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的典型制式武器，数量多，且不算多稀奇。

　　但是足箱和头箱的清理，倒是给了孔建文他们非常多惊喜。

　　首先，就是之前陈翰与李教授心心念念，没有发现的银器，终于是发现了。

　　是一个银盒，出土于足箱之内。

　　之所以说是惊喜。

　　是因为，这个银盒的风格，并非传统的华夏金银器，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和特征！

　　这是一个瓣纹银盒。

　　所谓的“瓣纹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器身看起来像是一头剥了皮的山竹，或者没剥皮的释迦果。

　　不大的盒子上，充满了一堆“一瓣一瓣”的纹片，看起来就好像是释迦果的表皮一样。

　　这种瓣纹银盒，之前在一些汉代大墓中，也发现过。

　　不但有银质的，也有铜质的。

　　不过目前出土的瓣纹银盒，每个银盒上的数量都各不相同。

　　例如，AH巢湖汉墓出土瓣纹银盒有17片。

　　山东临淄汉墓出土瓣纹银盒有17片。

　　江苏大云山汉墓出土瓣纹银盒有24片。

　　而这个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瓣纹银盒，则有26片瓣纹。

　　在学界内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来自波斯的银器风格，而非华夏本土发展出来的器物。

　　原因在于，此银盒与波斯生产的瓣纹银碗，外形特征上十分相似。

　　而且，这种银盒只出现在了汉代的墓葬之中。

　　并且这种瓣纹银盒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样式。

　　不像汉代的其他漆木器或者铜器，都有统一的样式，是成批制作而成的。

　　瓣纹银盒上的瓣纹，不同出土银盒上，数量全都不同，这显然不是一个作坊生产的，只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零星流入的。

　　最后，汉代之后，这种瓣纹银盒，就又迅速消失了，再没有实物出现。

　　这说明，可能这种银盒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人，从遥远的中东地区带到汉帝国，并且卖给汉代高级贵族的。

　　而南越王墓出现的这件瓣纹银盒，也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件。

　　甚至南越王赵胡去世的时候，丝绸之路都还没畅通呢。

　　虽然当时张骞已经凿通了西域，但是当时的西域还在匈奴的控制之中，张骞是偷偷摸摸，绕来绕去才抵达西域的。

　　暂时，西域的商人还没办法与汉朝进行大规模的贸易。

　　真正贸易通顺，差不多要到汉武帝晚年才开始，到汉宣帝的时候，丝绸之路才真正繁荣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赵胡墓出现的瓣纹银盒，或许不是通过丝绸之路，而是通过海运的方式，从印度洋流入番禺的舶来物！

　　这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来说，简直是学术瑰宝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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