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国之行让赵行德意识到,纸面学问与实际的巨大差距,特别是两军交战更是如此,这时代的文人大都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,所著兵书要么袭前人,要么道听途说,要么是想当然耳,特别是枢密院许多阵图都繁复无比,在实战中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于是在义学授课之余,赵行德时常向军卒们了解作战的实际情形,一来二去,他渐渐放下来读书人的架子,军卒也觉得这个赵先生和蔼可亲。在这些军卒的心目当中,赵行德有学问,是个能说得上话的官儿,另一方面,又平易近人,而且不属于任何军中派系,在和赵行德谈话的时候,普通军卒既抱着某种隐隐约约的盼头,又能够畅所欲言。这样,大宋禁军军卒生活面貌与所思所感,仿佛一座沉重的大门在赵行德面前逐渐打开了。
不同士卒有着相似的经历,有的是孤儿,父亲在出戍时候得病死了。疫病也是和平时期禁军死亡的最大原因,如果疫病流行的厉害,那驻守的整个营盘都要烧了。许多人在军中的寡妇村里长大,现在也记不起父亲的模样,会走路以后便兼职做小贩了,十五岁便虚报了年龄补缺从军。有的自小混迹于市井,为了扬眉吐气从了军,结果脸上刺字以后,更加被看不起。有的拼命斩获了首级,结果争不过功劳,首级被上官记给了别的军卒。有的被老卒欺负的厉害,只好等自己混成老卒以后再欺负别人。京师的女人太贵,许多军卒为了娶老婆,请缨出戍河北。有的在军饷以外还有挣钱的门道,可以雇人替点卯当值,因为有钱娶妾而受人羡慕。镇北军里很多人把升迁很快的韩世忠视为楷模,听说他故意羞辱将门世家出来的人。大家不怎么在乎军官说话的真假,只要饷钱少克扣一点便成,而韩世忠克扣的军饷是最少的。
随着和军卒们谈话越来越多,赵行德只是想从军卒那里了解真实的战争的最初想法也越来越淡。在过去和现在,他都读过许多书里面记满了王侯将相的神话,普通士卒被简化成枯燥乏味的数字,既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,更没有人理会他们的遭遇和感受。赵行德想把这些活生生的士卒记录下来,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,每天都填满他的脑子,每次谈话过后,他都迫不及待地做好笔记。
在以孔孟语录为主的识字本付印前夕,赵行德将手稿烧了,他决心以用士卒的语言,写士卒的故事,用这样的字本,来教军卒识字。给理学社陈东等人的信中,赵行德写道:“以前朝白乐天之大才,问诗于老妪,使庶人能知治乱之道。诗史之名,足以彪炳千秋。本朝先贤不取辞藻,文以载道,弟甚慕之。弟正欲效颦于后,编此字本,教行伍军卒,此本以街谈巷议之语,记微小事,述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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