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二程相续,创立洛学一脉以来,洛学便成为了奠定宋明理学基础的重要学派之一,然则在杨时活动的北宋年间,洛学虽然在士大夫之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,却由于涉入了朝堂之上激烈的党争,致使站在旧党立场而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,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的明文严禁,受到重大的打击。
杨时于元祐八年(1093年)赴浏阳知县任上,绕道洛阳,经游酢引荐,拜入程颐门下,此时正是在洛学第一次遭逢宋哲宗打击,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,而由元佑年间直至宋徽宗即位之后,虽然程颐其间也曾有过短暂的遇赦复官的经历,然而却又旋即被追夺官爵,可以说迄至程颐逝世之日止,洛学为官方所禁的厄运,一直未曾解除。
宋徽宗放弃“建中靖国”的路线之后,对于洛学的打击,较诸哲宗皇帝更为严苛,甚至于“于是有旨追毁(程颐)出身以来文学”[3],禁绝讲学,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、张绎等“遂下河南府体究”[4],并且“尽逐学徒”[5],这次学禁足足持续了二十二年之久,一时之间,形成了“其(程颐)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,学者胶口无敢复道”[6]的局面,杨时置身在这样的局势之下,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,坚持著书立说,讲学授徒,成为了散布天下的洛学士子心目之中的中流砥柱。
这段时间内杨时的主要著述精力,放在了对二程语录的整理编纂以及对于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的校订上面。
由于洛学遭禁,朝廷又下令尽逐程颐门下弟子,是以一时洛学弟子,散布四方,而朝廷又禁绝洛学公开讲习,由此造成了在当时的情况下,洛学学说的传播只能由散布各地的弟子之间私下口耳相传。
程颐在讲学之时,有时常会举些“迂恠之论”[7]以作为弟子们的反面例证,而在当时那种传播洛学不得不采取的口口相传的间接传递之中,在缺乏可靠文本记录的情况下,这些杂于正论之中的言说,却是难免“学者渐众,殊不可晓”,于是出现了杨时所忧心的“先生语录传之寝广,其间记录颇有失真处”[8]的境况,是以杨时认为在这种时候,他作为程门最正统的传人之一,有责任对于二程语录“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”[9],然后与游定夫、胡康候以及洛中“朱教授”等曾经当面与闻二程教诲的学者们“候寻便以书询求,异时更相校对”[10],然后再“稍加润色,共成一书”,希望能够借此厘定清楚真正正统的程门之学,使之播扬天下,“以传后学,不为无补”[11]。
在洛学迭逢打击,学者四散的情况之下,杨时此举,无疑对于保存二程.真正学说,保证洛学学者能够在当时的条件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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