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伏法之后,嘉庆也继续下发诏令,逐渐更新乾隆末年的部分弊政。
首先,对于地方之上声名狼藉的官员,嘉庆逐步展开查办,比如湖广地方上贪纵不法,激起民变的湖南布政使郑源璹、湖广道员胡齐仑、武昌知府常丹葵等人,虽未必与和珅有所交集,但贪虐形状属实,一律革职查办。和珅另一亲信,云贵总督富纲,也在不久后被革职拿问,押解入京。
接下来,嘉庆依从朱珪建议,将议罪银之制认定为“和珅所创弊政”,有了和珅的名义,那么废除议罪银,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。
随后,嘉庆开始下诏求言,声称无论官民,均可向军机大臣或各部院上书,后改为向都察院投书,总之即便是平民百姓,也可以向朝廷陈述所见弊政。而且就理论而言,除非嘉庆亲决,否则都察院不得将平民上奏视为“妄诞”之言。(然而,因上奏文书数量众多,都察院擅自退回平民上奏之事,也依然有例可循。)
同时,对于乾隆朝因诗文著书犯禁的部分犯人家属,嘉庆亦宣布予以开释,徐述夔、王锡侯两家现存家眷,得以回归乡里。在诏书中嘉庆也声明:“殊不知文字诗句,原可意为轩轾。况此等人犯,生长本朝,自其祖父高曾,仰沐深仁厚泽,已百数十余年。岂复系怀胜国,而挟仇抵隙者。”一时间民间挟诗文检举之事,渐渐无闻。
清除旧弊的同时,嘉庆也厉行节俭,嘉庆四年因大行皇帝梓宫尚未安葬,暂停避暑山庄之行。先前新疆官员奉和珅之命,开凿大和阗玉送往京城,嘉庆得知此事之后,即令前方官员将大和阗玉弃置。乾隆庙号谥号,此时也已定下,庙称高宗,谥曰纯皇帝,后世谥号有所增益,暂时不表。
对于中外官员,嘉庆进一步进行调整,前线大员宜绵、秦承恩因久战无功,即行革职拿问。松筠回归中原,暂任陕甘总督,阿桂一力提拔的干吏吴熊光,被授予河南巡抚。在四川以清廉闻名的刘清,也被嘉庆委以安抚战区百姓的重任。前线这时也屡传战果,冉文俦、冷天禄等白莲教领袖均被剿灭。
就连衍圣公府之事,嘉庆也进行了调整,原本乾隆要求于氏抚养孔庆镕,嘉庆亲政后,以于氏外家不得擅自干预孔府家事为由,将孔府要事暂且交归孔宪增处理。对于孔府父子姐弟而言,这也是最好的结果。
此时,嘉庆也将大权暂时集中在南书房,以备政权过度之用,阮元也得到更多重任,暂署兵部左侍郎,参与绿营各部将官任免调用之事。一时眼看朝廷之中,皆是王杰、刘墉、纪昀、董诰、朱珪等元老重臣,阮元也不禁感慨,此时已是众正盈朝,再兴盛治,或许有望了。
只是阮元的日子,却也一直不得安歇。虽然没有了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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