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义理的牛人,对国家就一定有益吗?
别忘了王莽可也是学问精深,但是在国政上一塌糊涂;
刘邦虽然不文,可是日日实务经手,最后也成了开创有汉数百年基业的君主。
因此皇帝的师长恰恰不能全职,教导皇帝的教师,一方面要道德醇厚,另一方面也要精通实务,最好还文章义理皆通,最好还要数理史哲全会,甚至还要和蔼可亲循循善诱,这才是上上之选。
某人要专职是可以的,但是如果别人兼职都能干得比某人专职还好,那么用这个理由剥夺人家的兼职,是不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?
所以程颐所说的那种教师,是在实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,要求最低的底线而已,不过我大宋如今没有更好的选择吗?
嗯……
苏家人出手,逻辑分明辞不可夺。
但是苏油好气哦,嗯你个头嗯,这跟点名有什么区别?
手心手背都是肉,司马光看了程颐的奏章,又看了苏轼的奏章,觉得还是大苏的肉厚一些,说得又在理,便没有理会程颐的请求。
甲寅,诏:“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。”
又诏:“已前积欠免役钱,与减放一半。”
苏轼代表详定役法所上书:“乞下诸路,除衙前外,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。官户、僧道、寺观、单丁、女户,出钱助役指挥勿行。”
役法虽然还没有完全定议,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不可以先做,苏轼的意思是立即实施宽免,将诸路免役钱里应该减免的那部分先行减掉,不用等着役法的最后出台。
诏从之。
壬戌,诏:“侍从、御史、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。”
这是大宋元祐刷新的另一件大事儿——科举改革。
司马光上书:“取士之道,当以德行为先,文学为后;就文学之中,又当以经术为先,辞采为后。”
“为今日计,莫若依先朝成法,合明经、进士为一科,立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为九经,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,学者博观诸家,自择短长,各从所好。”
“《春秋》止用《左氏传》,其公羊、穀梁、陆淳等说,并为诸家。《孟子》止为诸子,更不试大义,应举者听自占。习三经以上,多少随意,皆须习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”
范纯仁看望司马光的时候,司马光将奏稿给他看,范纯仁劝道:“《孟子》恐怕不可轻。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,而元宰先之,似非明夷莅众之义。”
“不若清心以俟众论,可者从之,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,如此则逸而易成,有害亦可改矣。”
意思是说做老大的就不应当事事先出头,应当让大家先发表意见,然后再召集讨论,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,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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