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的地方太多了。
一开始,中国考古学就是发端于宋代的金石学,直到19世纪后期,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才开始进入中国。
一般来说,都把将瑞典学者安特生1921年,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学的开端,所以,中国考古学满打满算也就100年。
1922年10月22日,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阿道夫·古斯塔夫来华,北大考古学会举行欢迎会。中外考古学者济济一堂,公布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,宣读了考古学论文。
这场欢迎会瑞典人安特生也在现场,当场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。
此时,安特生已经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。
当时,梁启超就是中国考古学会会长,还做了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”的演讲。
演讲的内容就不说了。
主要是述考古学跟金石学的关系以及其他,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当时梁任公就被这帮老外刺激的不行。
要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口号可是梁任公提出来的,有着,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,从事考古工作都是一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,为首的就是瑞典人安特生、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、曰本人鸟居龙藏等等。
他们以各种名义来华,并将考古所得的实物与资料非法运送归国。
梁任公非常的愤概与不满,一直希望国内有专门学者来做考古工作。
奈何,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考古学家,于是,梁任公也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学习这个冷僻的专业,以图振兴中国的考古事业。
梁任公对自家儿子梁思永的期待就是,“为中国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。”
对于这一点来说,梁思永确实做到了。
1924年,他从清华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哈佛,主攻考古学和人类学。
当年,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,加入史语所,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,梁思永就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。
他是第一个把西方考古的类型学带入国内的田野发掘之中的考古人。
民国初期,国内考古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而,直到1926年,李济主持山西X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,他成为第一位独立主持发掘遗址的中国学者。
也正是因为此次的考古发掘,让李济被后人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。
然而,主持考古发掘,尤其是田野考古,李济很多时候也是力不从心,没法子,他学的是人类学,对于考古学,他是半路出家,并没有受过正统的现代考古学训练,所以梁思永硕士毕业论文刚完成,就赶紧让他归国帮忙。
这也是为什么,梁思永参与两次殷墟发掘,就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的原因。
后来李济调去筹备中央历史博物馆之后,年纪轻轻的梁思永,就已经成为史语所三组考古组的实际负责人。
然而,梁思永在殷墟的田野发掘工作,取得不少的成果,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,日后,他就是因为在殷墟发掘,身体落下的病根的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殷墟的发掘工作也陷入了停滞。
在李庄的时候,梁思永病发,差点就身亡。
是傅斯年电告国府高层,甚至,直接找到了常凯申校长,才特批经费治病救命。
然而,他也因为这次大病,身体不再适合主持田野发掘工作。
……
实际上,梁思永之所以让人惋惜,更多是因为他短暂且灿烂的一生,让人动容让人尊敬。
他虽然不像吕彦直那样英年早逝,但是他的命运却更加的坎坷。
空有一身学问,却因为身体的拖累,最终累死在他一生所热爱的考古事业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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